昆侖，這一貫穿中華文明數(shù)千年的文化符號，既蘊含先民對自然山川的敬畏與想象，也凝聚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實際上，昆侖并非單純的神話意象或地理名詞，而是融匯了歷史地理、文化信仰與思想智慧的文明綜合體。從歷史地理的實證梳理到文化內(nèi)涵的深入挖掘，再到思想基因的溯源解讀，昆侖文化始終是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精神紐帶，其思想之源孕育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品格與價值追求。

厘清昆侖的概念，首先需打破“神話與現(xiàn)實割裂”的認知誤區(qū)，從歷史地理實證出發(fā)，還原其作為文明坐標的真實維度。昆侖并不等同于《山海經(jīng)》中的“帝之下都”，片面強調(diào)其神話屬性會使昆侖研究陷入虛無化的質(zhì)疑；也不可機械套用現(xiàn)代地理概念，將昆侖簡單對應為昆侖山脈，忽視其歷史文化內(nèi)涵的延展性。事實上，昆侖的地理指向始終與中華文明的起源發(fā)展同頻共振，其內(nèi)涵演變見證了中華文明的融合進程。

從文獻梳理來看，昆侖的地理內(nèi)涵呈現(xiàn)由具體到抽象、由局部到宏大的演變軌跡，這為后續(xù)考古實證提供了清晰的地理坐標。先秦時期的《禹貢》明確記載“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即敘”，有學者指出，先秦昆侖的地理指向聚焦青海、甘肅西部的昆侖山脈東段；到了漢代，《史記·大宛列傳》記載張騫出使西域后，“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曰昆侖云”，將昆侖的地理指向延伸至新疆和田一帶的中段。這種演變并非文獻矛盾，而是中華文明疆域拓展、對“西土”探索深化與文化認同擴大的必然結(jié)果，也為我們追溯昆侖文化的物質(zhì)載體提供了明確的地理范圍。

這一文獻記載的地理演變軌跡得到考古實證的有力印證——昆侖文化的早期載體不僅與黃河上游（東段）文明圈高度契合，其延伸至新疆和田（中段）的地理范圍，更通過玉石、彩陶等文物遺存，勾勒出文化傳播與交流的清晰脈絡(luò)。從考古實證來看，位于昆侖山脈東段的黃河上游文明圈是昆侖文化早期發(fā)展的核心區(qū)域。距今5000年左右的齊家文化、馬家窯文化遺址中，出土了大量與昆侖意象相關(guān)的文物遺存。甘肅臨洮馬家窯遺址的彩陶上，“山字紋”“日月紋”圖案與《山海經(jīng)》“昆侖之丘”“日月所出入”的記載相呼應，其并非單純的裝飾，而是先民對東段昆侖作為“日月之源”的地理認知與宇宙想象的具象化表達。青海同德宗日遺址出土的齊家文化玉璧，采用和田玉籽料雕琢而成，邊緣打磨光滑、中央孔徑精準，體現(xiàn)高超治玉工藝。經(jīng)檢測，其玉料化學成分與和田玉龍喀什河籽料完全匹配，既契合《周禮》“以蒼璧禮天”的記載，印證了昆侖玉作為禮天神器的早期文化屬性，也說明齊家文化已形成以昆侖玉為核心的禮儀體系。青海喇家遺址發(fā)現(xiàn)的玉璧、玉琮，其玉料同樣來自昆侖山系的和田玉。有學者通過玉石同位素檢測數(shù)據(jù)進一步證實，新石器時代晚期，和田玉已通過“玉石之路”傳入中原。這些發(fā)現(xiàn)不僅證明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昆侖中段（和田）就已與中原存在關(guān)聯(lián)，更推動了齊家文化禮器體系的成熟，清晰展現(xiàn)出昆侖地理范圍從東段到中段的延伸過程中逐步形成的文化交流通道。

昆侖山自古便是多元文明交匯的熔爐。其山脈綿延于新疆、青海、西藏等地，成為連接中原、西域與中亞文明的天然紐帶?？脊艑嵶C對此清晰可見：昆侖北麓的小河墓地、尼雅遺址中，中原的絲織品、漆器與西域的毛織品、陶器交相輝映，更融入了中亞風格的裝飾紋樣。這些發(fā)現(xiàn)與前文所述的“玉石之路”文化交流形成呼應，進一步印證昆侖山不是文明壁壘，而是跨越地域的交流橋梁。它所承載的豐富文化早已突破單一區(qū)域限制，升華為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璀璨象征。正是這種深刻的文明交融特質(zhì)，鑄就了昆侖文化生生不息的強大生命力，也讓昆侖作為中華文明真實維度的文明坐標地位愈發(fā)堅實。

在歷史地理實證的基礎(chǔ)上，昆侖文化的核心價值更體現(xiàn)在其豐富的精神象征。作為中華文明的“精神圖騰”，昆侖承載著先民對宇宙秩序、生命起源、民族認同的思考，其文化內(nèi)涵的形成過程，正是中華民族精神品格的塑造過程。從自然崇拜到文化信仰，從神話傳說到價值認同，昆侖文化逐漸沉淀為中華文明的重要基因。

昆侖是天地樞紐的象征，孕育了中華先民的宇宙觀。在古代中國人的認知中，昆侖是“天地之中”，是連接天、地、人三界的樞紐?！渡胶＝?jīng)》記載“昆侖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面有九井，以玉為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將昆侖描繪為天地交通的“天梯”。甘肅天水秦安大地灣遺址發(fā)現(xiàn)的F901大型宮殿式建筑，建筑地面經(jīng)過多層夯筑，硬度接近現(xiàn)代水泥，四周分布著對稱的臺階式通道?？脊艑W家推測，該建筑并非居住場所，而是用于通天祭祀的禮儀中心?？梢姟袄鎏焯荨鄙裨捲从谶h古先民的祭祀建筑實踐，是對昆侖地區(qū)禮儀中心的想象性演繹。

這種天地樞紐的認知并非單純的想象，而是先民對自然環(huán)境的觀察與哲學思考的結(jié)合。昆侖山作為亞洲中部最大的山脈體系，其高聳入云的形態(tài)、冰川積雪的景觀，在古人眼中具有通天之象；而其作為黃河、長江等多條大河的發(fā)源地，更被視為生命之源。這種將自然山川神圣化的認知，形成了中華文明“天人合一”宇宙觀的雛形，影響了后世儒家“天人感應”、道家“道法自然”等思想的形成。

昆侖是民族起源的象征，凝聚了中華民族的認同感。昆侖神話體系中，最核心的敘事莫過于“女媧補天”“伏羲創(chuàng)世”“黃帝問道”等傳說，這些傳說將昆侖視為中華民族的祖源之地?！妒酚洝の宓郾炯o》記載，黃帝“西至于空桐，登雞頭”，此處的“雞頭”山即昆侖山系的支脈，暗示黃帝部落與昆侖地區(qū)的密切聯(lián)系；而女媧在昆侖山下“煉石補天”“摶土造人”的傳說，則將昆侖視為人類誕生與文明重生的圣地。這些神話傳說并非虛無縹緲的想象，而是先民對民族起源的集體記憶?？脊虐l(fā)現(xiàn)表明，昆侖山脈周邊的齊家文化、馬家窯文化的文化元素通過遷徙、融合，逐漸融入中原文明，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記憶。昆侖作為祖源之地的象征，跨越了地域、族群的界限，成為中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這正是學者所強調(diào)的昆侖作為中華文明精神母體的核心價值——其祖源之地象征的并非虛構(gòu)的神話敘事，而是凝聚中華民族集體認同的歷史記憶。

昆侖象征著精神品格，深刻塑造了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在昆侖文化中，玉作為核心載體，昆侖山系產(chǎn)出的和田玉被古人尊為天地之精，承載著“仁、義、禮、智、信”等道德內(nèi)涵。昆侖玉的神圣化過程對中華文明以玉比德的道德觀念具有深刻影響，這種將物質(zhì)特性與道德追求融合的認知，為后世儒家倫理奠定了最早的物質(zhì)基礎(chǔ)?！墩f文解字》稱玉為石之美者，“有五德”，將玉的物理屬性與君子的品德品格相聯(lián)結(jié)，而昆侖作為玉的產(chǎn)地，自然成為美德之源。這種以玉比德的理念，顯著影響了中華民族的價值取向。此外，昆侖神話中“夸父逐日”和“精衛(wèi)填?！钡葌髡f，展現(xiàn)了先民不畏艱難、勇于探索的精神；西王母作為昆侖的象征，其“司天之厲及五殘”的神職，既體現(xiàn)了對自然的敬畏，也蘊含懲惡揚善的道德準則。這些精神特質(zhì)通過昆侖文化的傳承，逐步沉淀為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不屈品格。

昆侖文化的深刻價值，更在于其作為中華文明重要思想源泉的深遠影響。從先秦諸子思想到后世的治國理念、文學藝術(shù)，昆侖文化為中華文明發(fā)展提供源源不斷的智慧啟迪。其蘊含的宇宙觀、價值觀、方法論，經(jīng)過歷代學者的闡釋與實踐，逐漸融入中華文明的血脈，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標識。

昆侖文化影響了“大一統(tǒng)”的政治思想。昆侖地理與文化內(nèi)涵的擴展，始終與中華文明的“大一統(tǒng)”進程同頻共振，歷代王朝對昆侖的祭祀與傳承，本質(zhì)上是對多民族文化融合的肯定，為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構(gòu)建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支撐。昆侖作為多民族文化融合的象征，其承載的文化內(nèi)涵從一開始就超越單一區(qū)域，成為多文明交融的重要載體，其地理與文化內(nèi)涵的擴展，始終與中華文明的“大一統(tǒng)”進程相呼應。先秦時期，昆侖作為西北邊疆的象征，成為中原王朝經(jīng)略西土的文化符號；漢代將昆侖與河源相聯(lián)系，確立了天下一家的疆域認知；唐代通過對昆侖山脈周邊地區(qū)的治理，進一步強化了多民族國家的統(tǒng)一。這種以昆侖文化為紐帶的“大一統(tǒng)”思想，不僅體現(xiàn)在疆域的統(tǒng)一上，更體現(xiàn)在文化的認同上。歷代王朝對昆侖的祭祀、對昆侖文化的傳承，本質(zhì)上是對多民族文化融合的肯定，這種思想為后世中國構(gòu)建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支撐。

昆侖文化滋養(yǎng)了“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這一思想的形成，離不開昆侖文化提供的思維素材——“昆侖為天地樞紐”的認知將自然山川與天體運行相結(jié)合，形成“天地人”三才宇宙模型。其蘊含的“天地人”和諧共生的理念，是中華哲學思想的重要源頭?！袄鰹樘斓貥屑~”的認知并非單純想象，而是先民對自然環(huán)境的觀察與哲學思考的結(jié)合。道家思想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宇宙生成論，與昆侖神話中“天地混沌—盤古開天—萬物化生”的敘事高度契合；莊子筆下“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的逍遙境界，正是對昆侖“通天之境”的哲學闡釋。儒家思想中，仁者愛人的道德觀，與昆侖文化以玉比德的理念一脈相承；而中庸之道的處事原則，也與昆侖文化所蘊含的陰陽平衡的思想相呼應。這些哲學思想的形成離不開昆侖文化提供的思維素材，其核心要義至今仍對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價值追求產(chǎn)生著深刻影響。

昆侖文化啟發(fā)了開放包容的文明理念。這種特質(zhì)并非偶然——昆侖從局部山脈擴展為宏大山脈體系的過程，本身就是多文明交流融合的過程，其承載的文明樞紐屬性，成為中華文明不斷吸收養(yǎng)分、保持生命力的核心密碼。昆侖作為多文明交流的匯聚點，其文化內(nèi)涵始終具有包容性與開放性。從古代的玉石之路到漢代的絲綢之路，昆侖山脈始終是東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中原的絲綢、瓷器通過昆侖地區(qū)傳入西域，西域的佛教、藝術(shù)、物產(chǎn)也通過昆侖地區(qū)傳入中原，這種文明交流互鑒的過程，形塑了中華文明包容開放的品格。唐代長安城的胡風盛行、宋代瓷器的異域紋樣、明代鄭和下西洋的文化交流，都延續(xù)了昆侖文化所蘊含的開放精神。

從歷史地理的實證厘清到文化內(nèi)涵的深度挖掘，再到思想之源的溯源闡釋，昆侖文化始終是中華文明的精神脊梁。它既不是虛無縹緲的神話傳說，也不是單純的地理名詞，而是融合了歷史真實、文化信仰與思想智慧的文明綜合體。新時代，深入研究昆侖文化，不僅能破除對昆侖研究的科學性、準確性質(zhì)疑，更能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昆侖文化所蘊含的“大一統(tǒng)”思想、“天人合一”理念、“開放包容”精神，是中華民族在新時代砥礪前行的寶貴精神財富，其思想之源持續(xù)滋養(yǎng)中華文明，書寫中華民族新的精神華章。

來源：光明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