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三才圖會》秦始皇帝像 作者供圖

新見秦刻石為研究秦始皇晚年的求藥活動提供了實物依據(jù)?？淌o年“卅七年三月己卯”表明，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曾遣使赴昆侖采藥。秦始皇一生的求藥活動主要集中在東方瀕海地區(qū)，而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在延續(xù)東向求藥的同時，又開辟了西向昆侖的求藥路線。本文擬結(jié)合新見秦刻石，考察秦始皇求藥活動的空間布局、時間節(jié)點與組織形態(tài)，并由此揭示秦人天下觀的若干內(nèi)涵。

在尕日塘秦刻石被發(fā)現(xiàn)之前，傳世文獻顯示秦始皇的求藥活動有較為清晰的軌跡，其重心始終在東方瀕海地區(qū)。據(jù)《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自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至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先后五次東巡，每至瀕海之處，如瑯玡、碣石等地，他常與方士謀劃入海求藥之事，目標直指以蓬萊、方丈、瀛洲為代表的海上仙山。這種規(guī)律性說明，其背后可能存在一套由方士鼓噪、帝王決策、地方執(zhí)行的制度化流程。方士們借助齊地戰(zhàn)國時期形成的“八主”崇拜與海市蜃樓的奇觀勝景，將海上仙山塑造為長生不老之境。他們還宣稱仙山中有掌握不死藥的仙人居住，以此制造仙藥可得的假象，從而迎合了秦始皇對無限權(quán)力的想象與對生命延續(xù)的渴求。

值得注意的是，里耶秦簡中有“求藥天下”（9-1305）的記載，另有簡文提及遷陵縣須調(diào)查、征集境內(nèi)的良藥、芳草等物，以備進獻。可知秦始皇求藥活動的范圍曾遍及天下，但這與其重心在東方并不沖突。因為上述征集活動屬于行政體系內(nèi)部的資源調(diào)配，由地方官吏依照中央詔令查報本地所產(chǎn)藥物，與方士主導的入海求藥活動有著本質(zhì)區(qū)別。

東向求藥格局的形成，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秦人崛起于西陲，其歷代君主多致力于東進。東方不僅是秦人政治征服的主要目標，其中某些特定區(qū)域（如“燕齊海上”）還被視為神秘力量的匯聚之地。實際上，秦始皇求藥與秦王朝開拓的重心具有一致性，對東方的不斷開拓既帶有歷史慣性，也為持續(xù)性的求藥活動提供了條件。秦始皇雖對山東六國表現(xiàn)出強烈的優(yōu)越感，但又對燕齊方術(shù)傳統(tǒng)抱有復雜心態(tài)，不得不承認其確有過人之處。這種矛盾心理反映了秦始皇面對生死問題時的現(xiàn)實考量，進一步促使東方瀕海地區(qū)成為方士活躍、仙人傳說流布的溫床。至于里耶秦簡中的“瑯邪獻昆陯（侖）五杏藥”（12-1234），則似已超越單純的藥用目的，而成為一種彰顯秦王朝兼括四海、無所不有的政治儀式。東方海濱的每一次求藥活動與藥物進獻，都是對“六合之內(nèi)，皇帝之土”的宣示。

在秦始皇的天下觀中，東方瀕海地區(qū)是體現(xiàn)秦王朝權(quán)威和力量的重要區(qū)域之一。通過東向求藥，秦始皇試圖實現(xiàn)對神秘力量的掌控，以此向天下昭告秦王朝統(tǒng)治的合法性與神圣性。由此可見，求藥活動不僅是秦始皇謀求長生不老的個人追求，還含有鞏固統(tǒng)治秩序、強化天下歸一觀念的政治意圖。

“卅七年”即秦始皇三十七年，這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也是他最后一次大規(guī)模巡游之年。此次巡游的直接起因是先前接踵而至的不祥之兆?！妒酚洝で厥蓟时炯o》記載，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曾出現(xiàn)“熒惑守心”，這一天象在星占學上被視為影響統(tǒng)治者命運的大兇之兆。隨后東郡有隕石墜落，有人在石上刻字“始皇帝死而地分”。同年秋，又有使者在華陰平舒道夜遇神秘之人，囑其將一塊玉璧轉(zhuǎn)交“滈池君”，并稱“今年祖龍死”。秦始皇為之惶恐不安，卜問吉兇，“卦得游徙吉”，遂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之舉，以及次年開啟的最后一次東巡。此于北大漢簡《趙正書》所載“秦王趙正”自述中亦可得到印證：“吾當以今【歲】死，而不智（知）其月日，故出斿（游）天下，欲以變氣易命。”總之，種種不祥之兆與“變氣易命”的愿景，促使秦始皇采取一系列應(yīng)對舉措，如巡游、徙民等，而“卅七年”的求藥活動也應(yīng)是這些舉措中的一環(huán)，并展現(xiàn)出兩重特殊性：第一重特殊性體現(xiàn)在東西并舉的策略上，反映了秦始皇求藥的急迫心情。東向求藥的延續(xù)從《史記·秦始皇本紀》的記載中可見端倪：“方士徐巿等入海求神藥，數(shù)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愿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毙鞄堉跃幵熘e言，是因為懼怕秦始皇識破騙局，對其加以嚴懲；而引起徐巿恐慌情緒的，很可能正是秦始皇新近下達的求藥命令。依據(jù)前述入海求藥活動的規(guī)律性，此時巡游至瑯玡的秦始皇下達求藥命令，完全符合情理。

西向求藥的核心是遣使前往昆侖。首先需要考慮的是，“卅七年”之前是否存在類似嘗試？筆者認為是有可能的，最早或始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坑儒”之后。而“采藥昆侖”的行動遲至秦始皇統(tǒng)治末期才展開，可能主要有兩方面原因：其一，昆侖雖早在《山海經(jīng)》中已有記載，相關(guān)神話更是層出不窮，但在漢代以前文獻的描述中，昆侖并不全然是一個令人心馳神往的仙境，而是在不少方面仍帶有原始的野性，如陸吾、土螻、欽原等神境守護者的形象便怪異恐怖，令人聞之色變；就連后來被尊為女仙之首的西王母，其形象在早期記述中同樣令人生畏：“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發(fā)戴勝?！保ā渡胶＝?jīng)·西山經(jīng)》）在方士對昆侖神話系統(tǒng)加以改造之前，后者尚不能充分滿足帝王的期待，尤其是與帝王對長生的想象相去較遠，誠如司馬相如所言：“列仙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故除非迫不得已，秦始皇恐不會輕易嘗試西向求藥。

其二，秦始皇身邊的方士多來自燕齊之地，他們熟稔東部沿海的地理形勢與仙人傳說，又夸張渲染海上仙山之說，無疑會對秦始皇產(chǎn)生直接影響。顧頡剛甚至認為，燕齊方士吸收昆侖神話系統(tǒng)的內(nèi)涵，將之與海洋環(huán)境相結(jié)合，才形成了蓬萊神話系統(tǒng)；而蓬萊的不斷發(fā)展演變，反使昆侖的地位出現(xiàn)下降（顧頡剛：《〈莊子〉和〈楚辭〉中昆侖和蓬萊兩個神話系統(tǒng)的融合》，《中華文史論叢》1979年第2輯）。加之秦始皇為支持燕齊方士的求藥活動，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與財力，更難輕易舍棄。也許直至“坑儒”后，秦始皇對方士逐漸失去信任，開辟新求藥路線的意愿才愈發(fā)強烈。盡管求藥的難度可能更大，但是當秦始皇切身感受到死亡威脅時，仍孤注一擲地進行嘗試，這種冒險心理從他臨終前不久以連弩射殺巨魚可見一斑。

第二重特殊性表現(xiàn)為對秦人天下觀的刷新。秦王朝雖以“人跡所至，無不臣者”自許，但其地理認知實際上是不斷更新的。在“卅七年”，自知時日無多的秦始皇對天下的掌控欲更加高漲，“采藥昆侖”的舉動意味著秦始皇已將目光投向王朝西部疆域以外的高原地區(qū)。在東方因大海阻隔而拓展空間受限、北方側(cè)重防御、南方尚需鞏固的情況下，西方成為唯一可供想象的開拓方向。東西并舉的求藥策略，恰與秦王朝最有可能進一步開拓疆土的兩個方向重合：東向延伸海洋影響力，西向滲透高原邊緣。這既是秦始皇個人長生追求的外化，也是秦王朝拓展認知邊界的政治實踐。隨著靜態(tài)的天下觀被動態(tài)的地理發(fā)現(xiàn)打破，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昆侖與東海構(gòu)成了秦王朝末期天下想象的兩個極點，也凸顯了秦始皇在生命最后時刻對天下認知的全面性與開放性。他試圖通過探索不同地域，尋找長生不老之藥，并希望借此擴大王朝的影響力和統(tǒng)治范圍，將更多地域納入秦人的天下觀之中。

其一，考慮到前文所述“卅七年”求藥的特殊性，此次任務(wù)應(yīng)有十分明確的時效要求，當委派能夠勝任軍事化管理的人員領(lǐng)隊。求藥隊伍必須在有限時間內(nèi)完成探查、采集與回報等工作，容不得方士慣有的推諉與搪塞作風。昆侖地形險峻、氣候多變、補給困難，加之前往該地尚需穿越羌戎等部族聚居區(qū)，故嚴密的組織與高效的協(xié)調(diào)皆不可或缺。不難想見，求藥隊伍很可能帶有鮮明的軍事化色彩。五大夫在秦漢二十等爵制中為第九級，常負責領(lǐng)兵作戰(zhàn)，如《史記·秦本紀》有“五大夫賁攻韓”“五大夫陵攻趙邯鄲”等；又兼五大夫?qū)乙娪谟嘘P(guān)秦始皇封禪、求仙的記載（楊博：《探討“昆侖石刻”與〈史記·秦始皇本紀〉的關(guān)聯(lián)》，《光明日報》2025年8月11日8版），更增添了以其領(lǐng)隊的合理性?？淌小败嚨酱恕薄扒啊蹩啥傥迨铩钡葍?nèi)容正是軍事化管理的直觀體現(xiàn)。在當時的條件下，這種精確到里程的記錄大概只有依靠軍事指揮的令行禁止方能實現(xiàn)。再從五大夫的爵級推測，秦始皇派出的求藥隊伍甚至可能不止一支，而是有多支分隊協(xié)同推進，以確保在高風險環(huán)境中盡快達成目標。今天見到的尕日塘秦刻石，不排除只是其中一支分隊留下的標記。

其二，秦始皇在求仙過程中多次被方士蒙騙，對方士的信任已大打折扣。無論是徐巿的出海未返，還是侯生、盧生的誹謗與逃亡，都讓秦始皇意識到方士的承諾并不可信，他們在關(guān)鍵事務(wù)上總是延誤或欺瞞?！安伤幚觥笔玛P(guān)秦始皇的長生理想，他不愿再冒被誤導的風險，也已沒有多余的時間耗費，于是轉(zhuǎn)而任命可確保服從的五大夫翳領(lǐng)隊，以求忠實執(zhí)行命令、減少變數(shù)。

其三，神話敘述中的昆侖多有猛獸形象的守護神，常人難以接近，秦始皇在遣使赴昆侖采藥時或受到了此類神話的影響。如前所述，徐巿稱有大鮫魚阻撓求取蓬萊藥，請秦始皇派善射者隨行，同理，前往昆侖也可能面對類似險阻，有必要預(yù)備武力以掃清障礙。五大夫熟悉兵事，相較方士更善于應(yīng)對武力威脅與艱險環(huán)境，也更有把握率領(lǐng)求藥隊伍安全抵達目標區(qū)域。綜合來看，“采藥昆侖”之所以由五大夫翳而非方士主導，既是出于時效與組織上的考慮，也與秦始皇對方士信任的變化以及對昆侖險阻的現(xiàn)實判斷有關(guān)。

來源： 光明日報